COVID-19是全球緊急突發性公衛事件,再加上美中貿易戰及地緣政治緊張,引發一連串複合性併發症且環環相扣,造成許多產業供應鏈斷鏈危機,更令人憂心的是各個主要國家間缺乏互信與合作,將導致保護主義成為主流,因此各個國家及企業開始思考提高產業供應鏈韌性和國家安全的重要。
作者/張小玫
全球緊急突發性公衛事件COVID-19被視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你知道未來有可能對人類造成哪些深沉的改變嗎?
COVID-19疫情導致企業回流或分散生產基地,以降低因疫情管制而造成無法生產之風險。然而,政治領導人將需要很強大的自律才能維持國際合作,而不是退縮到地緣政治紛爭之中。
Covid-19 大流行將改變以往『中國為世界工廠』的局面,企業可能僅在中國保留供應當地市場需求的產能,但也不會完全撤出中國。其實,政府與企業正在摸索找尋一條新實用的保護主義,重新認真思考各自與美中關係與在全球佈局。
COVID-19大流行將改變國家內部以及國與國之間的政治。社會的轉變取決於政府以正能量引導,而不是引發種族歧視及社會不公平。若能從COVID-19大流行找到人類相互依存的依據,且更明智的選擇在COVID-19全球性大問題上進行多邊合作,那麼將找到存在價值。
各國政府為了紓困並防止經濟下滑,以大量印鈔票救經濟,然而此舉卻可能導致國家債務增加,最終造成經濟陷入長期低增長的狀態。大流行所引發的「國與國之間的隔離」,全球經貿秩序因結構性改變速度比預期更快更猛。尤其,可能導致全球糧食危機惡化。
地緣政治正在影響科技產業的佈局,未來到底會如何變化,仍很難下定論。從美國對華為禁令到邀請台積電赴美建立美國半導體供應鏈,強國以政府力量進行更多貿易保護主義舉動,而不是反思如何拯救惡劣氣候變遷的全球課題。
疫情正在破壞全球製造業的遊戲規則,企業將考慮縮減生產步驟或在其他國家建立第二軌或第三軌供應鏈。各國政府也將對戰略性產業進行干預,同時要求企業在本國內制定常備和儲備計劃,尤其是關鍵零組件、戰略性及國家安全基礎產品等。例如:醫療口罩、呼吸器、新冠疫苗及半導體晶片。
COVID-19疫情極易破壞市場秩序,導致庫存失衡而被認為市場失靈,因此供應者必須重新審慎規劃貨物採購和物流運輸網絡,使整個系統更具韌性與彈性,對於Just-in-Time模式和全球生產恐趨於保守。
過去慣以國家利益為優先,然而COVID-19提醒我們必須重新調整,並懂得與他人一起共享權力的重要性,以適應新世界。
COVID-19這場危機或將啟動國際秩序的重新洗牌,產生新贏家與新輸家,有能力掌握風險並協助發展中國家和其他經濟脆弱國家渡過這波危機。反之,若無法控制疫情則將承受來自社會及經濟的巨大壓力,導致國家內部和對外關係不穩定也因此產生更多衝突。例如:臺灣防疫的優異表現,有機會在疫後時代找到國家新定位。
未來幾年,疫情危機將導致許多政府將治理重心轉向內部。初期,朝向選擇性的自給自足,例如政府考慮將資源集中於家庭及企業紓困與重振經濟,反而降低了解決區域或全球問題(包括氣候變化)的意願或承諾,導致更不利於弱勢或貧窮國家,使其難以從疫情中恢復。
防疫措施成為新常態,居家上班上課及維持社交距離,避免不必要的肢體接觸以降低感染風險,同時也拉遠了人類互動的溫度。因此,政府需思索新形態治理模式,企業也須調整經營模式,這將加速數位化、自動化、虛實整合的腳步。
疫後新世代面臨金融危機、找不到工作、背負沉重負債等不友善環境,造成貧富差距更深。這也加重政府責任,為拯救新世代人才困境,需端出正確又有力從教育到就業的成套措施來因應。
後疫情時代人才風險才是最大挑戰。在動盪時代尤其需要優秀跨領域人才為企業帶來突破,人才必需要結合宏觀視野、創造力、數位能力、新興科技以及不斷學習吸收的能力,最終才能為企業及國家共同創造下一個高峰。
加速數位轉型是後疫情時代的生存機會。COVID-19是危機也是轉機,企業因應疫情加速數位轉型,找到新型態商業模式,擺脫過去「毛三到四」的困境,利用臺灣的ICT硬體優勢成為全球數位轉型的軍火庫,有機會在供應鏈重組過程中找到新位置。面對全球關鍵時刻及不確定的未來,政府必須以不投資就沒有未來的決心,善用各種政策工具協助企業進行數位轉型,不成功就絕不罷手。